九死一生　战火涅（般木）

中国书史上，清乾隆年间编制的《四库全书》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典巨帙，而杭州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又是其中最具悲壮经历和传奇色彩的一部。太平天国战乱中遭惊天劫难，焚散殆尽，抗日战争烽火里历空前艰险，万里迁徙，两度书厄，九死一生，其遭际的磨难曲折旷世罕见。

书运间或有预兆。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产生过程便先与一个文人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了一起。却说《四库全书》的内廷四阁各份大体抄就后，乾隆于四十七年七月下旨再抄三份分颁江南文汇、文宗、文澜三阁。至五十二年六月，江南三阁的《四库全书》尚在紧锣密鼓抄制中，乾隆却又下了一道严厉的处罚令，处罚的对象是《四库全书》馆副总裁官陆费墀。原因是已编抄的书“舛谬丛生，应删不删，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篇累页”（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·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谕旨》）。作为主要承办者，总裁于敏中本当治以重罪，“因业已身故，不加追究”。于是副总裁便顶替上去罪责难逃了。乾隆令陆费墀罚赔文澜等三阁《四库全书》的面页、木匣、装订、刻字等原料并制作费用十数万两银。

这位灾难临头的陆费墀何许人也？其来自浙江桐乡，乾隆三十年进士出身，是现代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先祖。陆费墀勤勉笃学，淹贯百家。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开馆时，其以翰林编修充任总校官，十数年间奔走谋划，辛苦备尝，也屡获赏识、擢升，是四库馆臣中“受恩最深，超迁最速”的一个。不意竟还是做了替罪羊。乾隆明知其“本系寒士，家无担石，……谅不过千金产业耳”，还是执意令其罚赔巨额书资费，可怜陆费墀，一面诚惶诚恐凑缴罚款，一面还得战战兢兢操持文澜阁馆务。在勉力缴罚了三四万两银后，不到三年便于惊恐交加中一命呜呼了。死后，乾隆仍未罢休，又命当地抄没其家存现银一千五百余两及变卖田产房屋等物资，继续充抵文澜阁抄书资费。由此看来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产生先已浸透了陆费氏一家的血泪哀怨。

江南三阁《四库全书》抄成排架后，因乾隆有旨许各省士子到阁借阅，故嘉道以来一度门庭若市，于典籍之传播着实贡献不少。像孙星衍、何梦华、朱绪曾、张文虎等藏书家俱从文澜阁中抄出大量往昔罕秘之书；道光十五年，钱熙泰、钱熙祚等人一次便从阁中校书80余种，抄出432卷。也因此，江南私家藏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别——阁抄本。

无奈好景不常。太平军兴，江南顿成鏖战之地，乱世战火相继焚毁了扬州文汇、镇江文宗两阁，阁藏典籍片纸无存。杭州文澜阁及所藏《四库全书》也面临同样厄运。咸丰十年、十一年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两度攻陷杭州。兵火并劫盗，文澜阁建筑严重毁损，阁书焚散殆尽；江南三阁的10万余册《四库全书》在风光了70年后终于灰飞烟灭。

当此兵荒马乱、典籍灭绝之际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阁书”）的救星奇迹般出现了，这就是杭州著名藏书家、八千卷楼主人丁丙、丁申两兄弟。其时，他俩正避难杭州西郊留下镇。某日，忽见镇上市卖食物者率以四库书纸撕来包裹，乃知阁书危亡，遂毅然以拾残护典为己任。当即，丁氏兄弟纠集胆壮者数人，许以厚酬，乘夜潜入杭城，于西子湖畔孤山之麓摸黑捡拾满地残籍，“每夕往返数十里”，运至郊外西溪，暂存先祖殡宫内。如是昼伏夜行冒险劳瘁，共拾得残书数千册，约为阁书原藏规模之十一。

之后，丁氏兄弟携书避居上海，通过杭州书贾周京，嘱其乘回杭州之机以收购字纸名义留意搜觅流散民间之阁书。此举大收成效，那些被哄、抢、窃、拾散落民间三教九流的阁书残编纷纷见钱现身，汇聚于周贾之手。仅半年多时间，该书贾便代为搜得阁书800余捆（每捆二尺高），悉数运回上海交归丁氏兄弟。同治三年春，清兵收复杭州后，丁氏兄弟载舟而归，又一刻不停地在杭州城乡并绍兴、宁波等地大肆购求阁书残佚。如此不遗余力不计耗费十数年，至同治十三年，丁氏兄弟已搜集了阁书原抄本7800余册，汇同另一位热心爱书人徐葵之辛勤收集的549册阁书原抄本，共得8380余册，视阁书原藏已逾六成，然其首尾完整者仅330余种，尚不及原藏之十一。

江南三阁的四库全书皆未能幸免于咸同之交之战火，万幸的是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布衣平民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救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于粉身碎骨之际，最终留存了阁书宝贵的种子及日后恢复的良好的基础。

此后，任由岁月流逝朝代更迭，无论是清末、民国、还是新中国建立后，搜购阁书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。仅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，又有205册阁书原本陆续觅得归藏。而在另一条战线，补抄阁书佚阙的浩繁而艰巨的工程也在几代乡贤学者的奔走呼号下，前赴后继地不懈进行，首开其事的还是丁丙、丁申兄弟。光绪八年至十四年，丁氏兄弟发起并获当道支持，开始了阁书的首次补抄。他们纠集同志，雇佣抄手，设局杭州东城讲舍专事补抄。所依据的底本除选自丁氏八千卷楼珍本外，复从范氏天一阁、卢氏抱经楼、江氏振绮堂、孙氏寿松堂、陆氏宋楼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，乃至远涉长沙袁氏卧雪庐、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等处殷殷搜觅精善之本，“或酬以缣帛，或易以琅函，或裹粮而往僦屋佣抄，或航海而归频年借补”（王同《文澜阁补书记》）；一书之补抄“必经十数转手，方得告成”。七年间共补抄成书3065种，公库支费五万一千六百余缗。为节省开支，补抄之书封皮皆以纸面代替原绢面，以银杏木夹板代替原6190余个楠木匣。

民国时期的1915至1925年，分别由浙籍人士钱恂、张宗祥主持，先后又有两次集中补抄，共补抄缺书、缺卷244种，重校光绪补抄本213种。至此，阁书除尚有个别缺卷外，全书基本补齐；总册数已有36278册，反超出原颁的35990册。究其原因主要有三：一是补抄后又购回原抄本，遂一种而有两复本。二是补抄本不少系依据各名家藏足本为底本，而原四库馆所据者或为残本，或已经馆臣删节，故卷册数往往补抄多于原抄。如补抄本《尚书要义》二十卷，四库原本则佚第七至九卷；补抄本《竹岩集》十二卷，原四库本仅三卷；等等。三是补抄后重订分合造成卷册差异。

阁书自宣统三年（1911）由浙江省咨议局议决拨归浙江图书馆，遂迁出重建后的文澜阁，移藏该馆孤山新馆舍。在又过了26年大致安宁的日子后，阁书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磨难——抗日战争爆发，阁书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千山万水流亡之旅。

1937年8月4日，阁书被分装140只木箱，连同其它善本书一起迁离杭州，先后转存于本省之富阳、建德、龙泉等县，又借途福建、江西、湖南诸省，于1938年4月底运抵贵阳市、密藏北郊地母洞。1944年12月黔境告急，再转迁重庆市青木关。这一路跋涉，崇山峻岭复急流险滩，以肩挑手推之原始手段，其艰苦卓绝难以言表。抗战胜利后，阁书又经50天颠簸，于1946年7月5日返抵杭州。此次长达8年又11个月的辗转万里的流亡经历虽未给阁书造成数量上的缺失，但因频繁装运及途中碰撞、水淹等事故，使许多阁书皮开肉绽，破损严重。故返杭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，仅封面就换装了五千余册。

即使在建国后，阁书担惊受怕的日子仍未结束。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，在一片备战声中，阁书又被奉命装箱迁运浙江龙泉县战备仓库，在山洞里密藏又近7年。虽是有惊无险，终究一波三折，显现书运多难。